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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影展调研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生产与消费市场,也是世界电影文化的重要组成。而电影节展作为以电影为内容的文化交流活动,随着电影产业的发展,呈现出规模化、产业化、精品化、国际化的趋势,为电影观众提供更丰富的文化艺术产品与更便捷的精神交流渠道。

电影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媒介,是反映社会问题、传播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伴随社会环境、文化思潮的转型,电影艺术开始关注性别议题,女性电影从形式到内容,都更注重女性主体表达,其以女性为叙述对象,反映女性的生存空间、境遇处境与面临的社会问题。

越来越多的女性电影工作者投入到关注女性、传达女性声音的创作工作中,女性影展也应运而生。

一、中国电影的女性生态

2003年是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的开始,女性进入电影行业,女性导演开始独立开展电影项目,参与各类影展活动,女性电影似乎逐渐“浮出水面”,女性电影指聚焦女性相关的社会话题、探索女性的个人成长、亲密关系,或表达女性主义观点的主题电影。

相较男性导演,女性导演作品中的女性具备更鲜明的主体身份,对电影的表达不再是单一的男性视角。女性电影人往往有着多重身份,她们一方面是电影导演、文艺人士,同时又是母亲、妻子,在电影表达中,她们能够以自身的亲身感受为基础,将自身经验带入到公共空间的创作与交流中。女性导演自身及其作品聚焦反映女性生存的现状,特别是新生代(1970-1989)女性导演,如李玉、徐静蕾、腾丛丛等,其作品表达深受女性主义思潮影响,是当下女性群体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社会文化语境下女性处境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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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随想

从波伏娃起,说女人在父权制下的从属地位,是与生物生殖相关的。又或者女权宗教学者提出,基督教存在的父权制以及圣女/妓女的二元分法(同样的说法,在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中也有论述),还有女性主义政理论家指出,欧洲政治哲学的典籍中,总是把女性认为是混乱的制造者、危险的生殖标志,从而将她们从公共领域中排除。

从女性的概念出发,探讨现代社会的工作。现代社会的工作开始呈现女性化趋势,具体表现在:数量上,女性的比例增加了;男女工作时间灵活化;传统“女性性质”的工作越来越重要。虽然称作“工作女性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促进了性别平等,也没有破坏性别分工,相反,它对女性在工作中和工作外的压迫更多了。比如,尽管女性进入了劳动市场,但她仍然要承担家务和生育,她的工作经常是非正式的,条件更加恶劣。在低技能、高密度的工作时长,女性是主导,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流动的比例越来越大。

与社会工作对应的家庭,也是性别规范化的机器,虽然性别分工受到批判,但它历史悠长。家庭不断在加强性别等级制度和性别规范,并且明确异性恋霸权。但遗憾的是,暂时也没有其他的社会关系和亲密关系可以替代家庭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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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阅读几则

《黑箱》- [日]伊藤诗织
《知晓我姓名》- [美]香奈儿·米勒
两部作品都是从受害者自身出发,讲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以及个人状态的变化,都质疑了社会文化对于女性的不公和刑事案件中对受害者的苛刻。不同之处是案件本身,《知晓我姓名》中香奈儿的事件可以算是一个公开事件,有目击者,人证无证齐全。作品着重描述了社会文化对受害者去人格化,自己如何重建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让人读来非常难受,但也很受鼓舞。《黑箱》则是一个隐私事件,书中伊藤诗织被侵犯后,过了5天才报案,在这期间,她洗澡、清洗衣物,包括还和加害者邮件沟通,在说辞上也有诸多矛盾之处,因此它受到的质疑更多。虽然相关研究显示,由于受害人当时情绪紧张以及受到重大刺激会形成认知障碍,从情理上可以解释,但这往往就会变成维权路上的障碍。

从案件的处理流程上,对于性侵事件,美国有非常完善的应对措施,这些对香奈儿帮助很大。但日本是没有约会强奸这样的认知的,对于性侵方面的一些日常科普也少的可怕。这跟我国类似,没有官方的、专门的强奸犯罪被害人救助机构,虽然妇联等机构有这个责任,但整体缺乏专业的工作人员,包括取证、医疗以及心理疏导等环节都是缺失的,那么能够想象的就是如果一个女性在国内受到性侵,她很可能面对的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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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
82년생 김지영
[韩]赵南柱
2021.1.16

通过一个韩国社会普普通通的女性成长的故事,细数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性别歧视的问题。东亚文化都有共通性,所以这本书中国女性读起来应该毫无违和感,但中国估计也没有多少男性会读这样的作品。可以理解,谁会愿意把已经获得的东西拱手相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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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
The Handmaid’s Tale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2020.12.31

这不是一本愉快的书。同名剧集已经相当有名,但读书之前对剧情毫不了解,不存在预设,反而能更纯粹的关注到书本身。阅读本书总让我回想起念书时第一次读反乌托邦三部曲的震撼,本书的成书年代是1983年,致敬奥威尔《1984》非常明显,而和《1984》一样,本书的内容现在也尚未过时。

对于乌托邦的设定,已经可以说非常泛滥,难得有一些新鲜感。本书内容同样也就是极权社会的标配,监视、禁欲、阶级分明,大量的政治和宗教的比喻……等等。因此,阅读的时候不自觉会和之前看过的反乌托邦作品做类比,某种程度上,和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略有点类似,那篇小说把克隆人作为器官捐献的器皿,这里则把女性当成行走的子宫,生育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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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下的女性权益保护

时至今日,虽然男女平等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在传统习俗的限制下,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仍然有非常多的不足。近年来,侵害女性权益的就学就业歧视、职场性骚扰、家庭暴力乃至性侵害事件依然层出不穷。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大保障,关于女性权益的保护,最有力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推动男女平等在实质上的实现。

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已经形成以宪法为核心,部门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共同组成的、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除了反家庭暴力法之外,我国很少对女性就业歧视、职场性骚扰等女性利益切实相关的问题进行专门立法。同时,我国法律的实行,也存在立法不完善、执法不彻底等问题,法律的保护作用落不到实处。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现有立法内容过于分散,缺乏专门法保护。宪法中虽然规定男女平等,各种部门法、地方法律法规中也有涉及就学就业相关的条文,但这些都是粗浅的表述,没有明确规定歧视的定义,及其具体形式。这使得宪法与各法规中对于男女平等的规定往往变成一种空泛的口号。

例如,在研究生、博士生就学录取时,学校公然对女生划定更高的分数线,或者在主观评分为主的复试时暗箱操作,也有高校教授公开发表歧视女学生的言论,直接排除女性考生报考。而企业会以男性更符合职位要求,该岗位女性无法负荷等种种理由,来侵害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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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小说之变

言情小说三观的流变,是要放在时代背景下,比如现在一直被嘲讽的琼瑶小说, “你失去的只是一条腿,她失去的可是爱情呢。”但琼瑶成名作《窗外》是1963年出版,60年代恰好是台湾地区女子高等教育开始起飞的时候(50年大专女生数726,65 年就是26000多人),爱在这里是女性抗争的武器。

想想,包括现在所谓三观炸裂的汪子璇,她的核心还是爱情自由,不被束缚——对应的是性解放运动。

而70年代末期的亦舒,小说主角基本是中产阶级职业女性的形象,虽然很多时候她对职业女性形象的定位逻辑上不能自洽,但也符合当时香港地区高知女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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